日本人的二元构造:内与外、表与里(1)

日本人的二元构造:内与外、表与里(1)

日本人的二元构造:内与外、表与里

 

日本人有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上内外有别意识很强,而且时时处处严格遵守。内外的界限是以自己划线,自己方面为内,不是自己方面则为外,内外的范围因域而异,比如家庭内和家庭外,伙伴内和伙伴外,小组内和小组外、村内和村外、组织内和组织外,公司内和公司外,学校内和学校外,班级内和班级外、集团内和集团外,国家内和国家外,等等。内有内的规范,外有外的规范,泾渭分明,对内用内的规范,对外用外的规范,不能混淆。

内的基础是在特定范围里共同生活、共同活动、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在其共同生活、共同活动、共同学习、共同工作中形成特定的联系和关系,产生特定的感情和向心力,从而构筑成一个集体。属于集体的人为自己人,不属于集体的人是外人,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要严格保持。内里的人,由于都是自己人,所以就有认同感,思想观点相近,彼此关系谐和、来往密切、无话不谈、,而且能够互相关心、支持、帮助,能够一致对外。

日本人的内外有别在语言上的表现特别突出。在内即对自己人讲话可用简体语体表达,不用客气、不用礼貌、不用谦恭,讲话随便,用不着顾忌,可以放开讲;对外即对外人讲话则要用敬体语体表达,要客气、要有礼、要谦恭,讲话谨慎,有顾忌,不放开讲。另外内有各种的内,不同的内有不同的用语和词语,用错用语和词语会使人感觉别扭、不谐调,会被认为不是自己人。中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之一就在这里,没有日本人那种区分内外的意识或意识不强,分不清各种不同的内,从而语体、用词、词语混淆使用,让日本人听了别扭、不谐调。跟日本人讲话,中国人容易产生日本人讲话彬彬有礼的感觉,那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这时是跟外人讲话,所以用了敬体语体,讲话客气、有礼、谦恭、谨慎,有控制。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常常反映自己用不好简体语体的表达而感到苦恼,其原因之一是掌握不好日本人的内外有别意识,对内的规范和氛围体验不深。光从理论上去理解是不可能掌握好,还需要的是身临其境和身体力行,从生活、学习、工作、活动中体验该意识,逐步培养该意识,掌握该规范和氛围。

日本人人人都要遵守内外有别的规矩,如果不遵守规矩,就要遭到惩罚。过去日本农村有日语叫“村八分”的不成文规定,村子是一个共同体,村民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为了维护和巩固共同体订有村规,村民要是有了违反村规行为,有了盗窃、暴行、强奸、失火等的刑事罪行,在共同作业中有了偷懒行为,则要受到不被理睬,有八项事项停止互助的制裁。不过在火灾和丧事上仍旧能够得到村子里的帮助,所以叫“八分”,即十项中有二项是例外不受制裁。受到制裁的村民不算是村内的自己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如果本人悔改得好,周围认为有悔改表现,那么通过中人可以提出谢罪书并办酒席款待众人,以此恳请宽恕,村人同意原谅则可回到集体里再次成为自己人。如今“村八分”一词仍作“从内开除”的代名词使用,用于从内驱逐某人、不再理睬某人的场合。如果损害了自己所属的内的名和利、即自己人的名誉和利益,则要受制裁,重的就被从内驱逐,不再是自己人而孤立。日本人把这种制裁看得很重,是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情。

从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派生出小集团主义意识,形成各种派别,而且派性很强。经济界过去有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古河、浅野、川崎、日产、日窒、日曹等财阀,第二次大战后根据反垄断法被解散,不过后来经过一些变化,改头换面出现了以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互相持有对方股份、加强企业间的联系和团结的垄断企业集团,如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住友集团、富士集团、三和集团、第一劝银集团等等。另外,虽然性质上有些差异,但各种经济团体不少,如大的有经济团体连合会(简称经团连)、经济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连盟(简称日经连),小的则可说无数。学术界则有学阀,以毕业母校划线组成的各校同窗会为学阀载体,各自有势力范围,最有名的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阀,各学阀左右政府部门和大企业的人事,所以找同窗会做线索进政府部门或大企业是众人皆知的捷径,想进某个单位,就要考入左右那个单位人事的同窗会的大学。日本的同窗会向心力很强,活动很多,是一个很重要的、起作用的人际关系网,从小学起一直到大学,都有同窗会。日本的工会也受小集团主义意识影响很深,有按不同产业组织的工会,又有按不同企业组织的工会,大的有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中立劳动组合连络会议(简称中立劳连)、公共企业等劳动组合协议会(简称公劳协),小的则许多。政党内的派系也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自民党内的派系尤其突出,派系的作用长期被称为“自民党的引擎”,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和党务出身的政治家错杂,第一代有所谓“八个师团”之称的三木派、松村派、大野派、河野派、石桥派、岸派、石井派、佐藤派、池田派,如今是第四代,纵横捭阖结果,目前是高村派、山崎派、龟井派、森派、二阶派、桥本派、河野派、小里派、堀内派。日本的政党及其派系在小集团主义意识下体现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

日本有一种说法叫“企业一家人”,企业犹如一个家庭,经营者犹如家长,职工犹如子女,而子女分老大、老二、老三、------,除了子女还有亲戚朋友,于是出现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次第即辈分,辈分俨然,是一种必须遵守的秩序,后辈服从先辈,先辈指导后辈,这就是日本的论资排辈、按照工龄、贡献决定职位的“年功序列制”。经营者关心照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犹如家长关心照顾子女,职工及其家庭的生老病死等各种问题都要经营者帮助解决,职工则感恩回报,以敬业精神和爱企业如家精神爱护、支持和帮助经营者,犹如子女爱父母、帮助父母、爱自己的家,这样形成日本的“终身雇用制”。所谓曾经备受瞩目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依靠的两大支柱“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用制”就是“企业一家人”的重要内涵,而“企业一家人”则是日本近代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内外有别意识演变而成。

不少外国人反映他们久居日本,努力想融入日本人社会,但是日本人社会就是不愿接纳他们,始终把他们当外国人对待。这就是说外国人和日本人的界线划得牢牢的,日本人不愿意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圈内,不愿意把外国人看作自己人。原因不是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跟日本人不一样,而是日本人的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在作怪。有一位居住在巴西的日裔第三代写信给一个日本报社,反映她在日本的经历,信中说:我来到日本富山县的某地温泉工作了两年,来日本之前从祖母那里获得的日本形象是非常美好的,我以为日本是高尚而又优秀的人们生活着的国土,可是我来到日本之后周围对我是冷冰冰的,几乎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我感到很孤独。信里最后说:我再也不愿意到日本来工作和生活了。血脉上有联系的人尚且如此,没有血脉关系的人则可想而知了。2010年4月19日日本报纸《产经新闻》发表社论,标题是“为了刷外国护士的考试要停止”。该社论说,根据经济合作协定(EPA)印尼和菲律宾的护士在日本的医院边工作边学习,最近他们第一次参加了日本的护士资格国家考试,结果是254名应考者中及格的仅仅是3名,而日本人的及格率却是高达近9成,相比之下外国人的及格率太低了。社论还说,在引进外国护士问题上,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表现积极,而厚生劳动省表现消极,说是有可能导致护理现场上的混乱。社论主张要马上着手改进对外国人很苛刻的考试做法。连属于右翼报纸的《产经新闻》都看不下去,还特意发表社论来要求改变千方百计地阻止外国人才进入日本的做法。其实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已经感受到护士的严重短缺,只有引进外国护士才能渡过难关,但是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还在顽强地在作怪。反过来,久居国外的日本人喜欢日本人自己抱成一团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活动,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中去。这也是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造成的。

日本人对待外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对自己有关联的外人,保持距离,以礼相待,两不相犯。对与己无关的外人,则是冷淡、无情、不理睬,甚至抱有敌对的情感。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日本人和西洋人内外表里之别》,他指出在家里过着较富裕、较奢侈生活的日本人一旦外出旅行,其举止由于是在外面就变得欲所欲为,花钱则不肯大方,而西洋人正好相反,在家里过得朴实,不浪费钱,但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就肯花钱,想过得豪华。对收藏品的态度,日本人和西洋人也截然相反,日本人家藏的意识强,把收藏品珍藏起来不给外人看,自己也只在一年一次拿出来晾晒的时候才看一下。而西洋人则显示意识强,要把收藏的东西展示给外人看,所以要挂在墙上,要陈列在柜里,要摆在台上,而且主动介绍藏品的情况,以此招待客人增加交谈话题、有的还可以借机炫耀一番。福泽谕吉概括指出日本人重内轻外,而西洋人重外轻内,所以日本人求快乐于家内,关心家内的方方面面,有了钱就花在庭院上,喜欢在自家庭院里消遣,不关心户外之事;而西洋人求快乐于户外,喜欢在公共场所散步交谈,喜欢交际,喜欢旅行,关心公众事业,乐于为公众事业捐款。

 

日本人区分表与里的意识很强

日本人区分表与里的意识很强,认为如同一个东西有表面和里面一样,人也有表面和里面,人讲的话也有表面话和里面话,在人际交往上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表面话(日语叫“建前”,汉语一般翻译成“原则”、“方针”等,笔者认为很难有固定译词,只能看场合灵活翻译)是对外公开的,是作讲话人的门面的话,日本人很重视;里面话(日语叫“本音”,汉语一般翻译成“真心话”)是不对外公开的、放在心里的话。由于“表面话”是对外作门面的, 所以一般听起来好听、漂亮,符合社会规范,反映社会上的常理、常规和常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兑现程度不一,有些则是冠冕堂皇、完全装门面的。里面话由于存于内心,所以是没有顾忌、没有掩饰,出自真心的赤裸裸的思想。日本人认为这两种话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有表既有里,如果没有表,全是里,就无法隐私,人际变成赤裸裸对赤裸裸,十分不便,甚至产生磨擦,所以“表面话”可以起人际的润滑油作用,也可以做个人隐身草的作用。日本人认为表和里应该是不一样的,用不着表里如一,应该根据场合区别使用,关键是要使用得当。笔者跟日本人打交道多年,深深体验到日本人确实很会区别使用这两种话,所以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重要的是要会分辨哪些话是表面话,哪些话是里面话,不熟悉日本社会各种规矩的话,就容易把表面话当成里面话。例如,日本人常常会对我们的年轻翻译说:你的日语说得真好,简直跟日本人一样。这是典型的表面话,听起来好听,也很漂亮,但兑现则是要打折扣的,我们中国人把这种话定义为恭维话。再如,日本人常常对我们的年轻女翻译不管是谁都会说:你长得真漂亮。这也是典型的表面话,当事人千万不能信以为真。我们中国人说的恭维话,对日本人来说是出自礼貌的表面话,说了可以润滑人际关系,因为听者会高兴,至少不会生气。再有,日本人常会说,你下次到我家来做客吧。这类话绝大多数是出于礼貌的表面话,不能当作里面话来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类话是客气话。如果是里面话的话,一般对方会讲清楚邀请你去做客的具体时间。如果听者将邀请你去做客的表面话当成里面话,冒冒失失地问对方去做客的具体时间,对方就会为难,认为你不识相。

表面话有各种各样,一种是理想、原则、方针等堂而皇之的东西,辞藻美丽,无懈可击,门面高档,至于是否做得到则不在考虑之内,所以听到这种话的人不会相信能够完全做到。例如“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和光同尘”、“居安思危”等等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还有自己崇拜或尊敬的名人、伟人的话语等,日本人都做自己的门面。理念和价值也是一种表面话,例如日本茶道的理念“和敬静寂”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日本人来我国参观访问,对我们中国常提到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行人须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横道线”、“主动让座,照顾老幼”等等的话,在日本人看来这是出于理想和目标的表面话,所以他们听了不会去认真考虑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如何做到等的问题。另一种表面话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的话,例如商家常做的“大酬宾”“大酬谢”“大甩卖”“赔血本”“众多精选商品,更多超值优惠”“随时随地满足任何美食渴望”等等的商业广告,它们都是为了吸引顾客为目的,至于顾客到底能够得到多少优惠、渴望能够满足多少,如何理解“酬宾、酬谢、甩卖、赔血本”等则是见仁见智了。自然商家会有自己的里面话,这是商家和顾客心照不宣的事了。

表面话和里面话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它们因人因场合而转化,对某人是表面话而对另一人可能是里面话,在这个场合是里面话而换个场合可能会变成表面话。日本的现实社会中有重表面话的人,他们是重理想、重道德,属于理想型;也有重里面话的人,他们是讲究实际、讲究利益,属于现实型;也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他们看场合讲不同的话。过去日本侵略亚洲时搞了臭名昭著的“从军慰安妇”给皇军作性奴隶,对此1993年有过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的讲话,该讲话承认皇军有过“从军慰安妇”并表示向受害者谢罪、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这个讲话在国际上一般被认为日本的表面话。2007年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也就此事发表讲话,该讲话却是否认皇军有过“从军慰安妇”,推翻了河野洋平的讲话。这个讲话一般被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真实想法,是把里面话当作了表面话。2008年一次以“真正的近现代史观”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中,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相当于空军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应征并获征文最优秀奖,得奖金300万日元。田母神在征文中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是“按条约行事”,过去驻扎在中国的日军如同美军根据安保条约驻扎在日本,为日本背上“侵略国家”罪名喊冤叫屈,还鼓吹有权行使日本宪法禁止的“集体自卫权”。日本媒体就此事一报道,舆论哗然,政府不得不撤换田母神的职位,并受到在野党的抨击。田母神否认侵略史实的观点其实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贯观点,他只不过是撰文把属于里面话的一贯的观点当作了表面话公开发表,结果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就是说他没有遵循看场合讲话的规则,吐露了真心话。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也是一样,右翼势力就侵略史实不甘心老是讲些表面话,于是进行修改,否认侵略史实,美化侵略战争,把他们的里面话拿出来作了表面话。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表面话和里面话,每个社会也有她的表面话和里面话,而且表面话和里面话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研究日本社会各个时期的表面话和里面话对了解和理解各个时期的日本社会会有很大帮助。过去的日本,把日语的“义理”(一般翻译成汉语的“情义”,笔者找不出确切的译词)作为表面话,把日语的“人情”(一般翻译成汉语的“人情”)作为里面话,意思是提倡做人要讲“义理”,即要讲情义、情分、情理、情谊,即使有损自己的名利或己所不欲也要去做;“人情”虽然不可外扬,但要存于心,不能没有。如今“义理人情”作为封建的伦理道德遭到批判和唾弃,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很怀念讲“义理人情”的时期,说那种社会很有人情味、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为国捐躯”“无私奉献”等是举国上下大肆宣扬的表面话,其实这是统治者专门对老百姓的东西,统治者自己未必如此,当然老百姓也会阳奉阴违,有自己的里面话。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日本人和西洋人内外表里之别》一文里指出西洋的东西和日本的东西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西洋人重表轻里,东西的外表做得很精致,但是里子和背面就很粗糙,例如镜子表面很好看,有的还镶金,但是背面就很粗糙,仅是一块粗糙的木板而已,再如衣服也是一样,外表很考究,但是里子就很普通,造房子也是,很讲究房子外表,房子里面就不那么讲究了。而日本的东西表里都很考究,不因人眼看不到就做得马虎,相反有时为了显示高雅,背面、里子的地方花的功夫更多,做得更仔细,造房子则非常讲究房子内部,而房子外表则就不那么讲究。

 

中国社会也有表面话和里面话

日本人说,分为表面话和里面话的情况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其实中国社会也有这种现象。的确如此,笔者观察中国社会,从日常的身边事情就能感悟到中国社会确实也有表面话和里面话的现象,只是国人不这样意识而已。比如,拿上海公交车“老弱病残孕专座”来说,国人平日乘公交车时会发现很多时候专座被年轻人所占,这些年轻人对老弱病残孕的让座要求,要么不予答理,要么装睡未闻,要么执意不让。而驾驶员和售票员对专座被占现象几乎不干预。公交车上播出来的语音提示“请给老弱病残孕和怀抱小孩的乘客让个座,谢谢”、“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谢谢”,还有专座上的文字标识“老弱病残孕专座”和黄色座椅标示,这些国人以为是说说而已的表面话,是标榜标榜文明公德而已,并不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所以做不做,听不听,任凭每个人自己做主。按目前多数国人的文明素质,他们的里面话是专座空着为什么不可以坐?谁愿意让座就谁去让座好了,不管我的事。同样是上海公交车上的例子,无人售票车要乘客文明规范乘车,要求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而且车快到站的时候,车上语音还会提示“××××路到了,请配合从后门下车”,可是还是有些人充耳不闻,当做耳边风,仍旧从前门下车,甚至车厢里边的有些乘客还特意走过后门到前门下车。驾驶员对从前门下车毫不介意。执意从前门下车的人,他们的想法无非是为自己节约几秒钟的时间或者是自己少走七八米的路,对规定和语音提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或否定,但是肯定以为这些是表面话,听不听无所谓,而他们的里面话是我行我素,我高兴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下,谁也管不着。再举超市和商场等地经常宣传的“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我们国人有多少相信呢?因为提供的服务大都数称不上是优质,收银台工作人员那种爱理不理的表情、生硬的讲话语气,甚至是命令口气简直让顾客感到在受气,而且所购物品给你乱摆,顾客自己要急急忙忙装入所带袋子里,收讫后对顾客说声谢谢几乎绝迹,所以这些情况绝对不会让顾客感到购物是愉快的。在柜台、货架等地方虽然有不少工作人员(跟国外比较人数明显多得多,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完完全全是人浮于事,不过是否为了增加就业人口而为,这不得而知),但是有多少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呢?几个凑在一起闲聊的不少,目无表情直立着无所事事的也不少,对顾客询问热情答复的也不多,亲切引导顾客去看所需商品的几乎没有,有时候还可以见到斜背红色条幅的礼仪小姐站立在大门口或自动扶梯口,但是很少看到她们为顾客提供的服务。当然,这些现象既有管理上的问题又有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因此绝大多数国人会把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当作是招揽生意的广告宣传,是装门面的漂亮的表面话。自然他们谁也不会公开去抵制或去揭穿,可是在心里都会不屑一顾,甚至以为又来愚弄人而感到厌恶。这种二元结构现象随处可见,只是国人没有作为二元结构来意识而已。

我们国人知道表面话是不能公开反对或否定的,因为它有一定的道理和来由,反映一定的社会公德,

大概是21世纪初吧,具体时间记不得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向全国号召要讲真话。笔者听到、看到此消息的时候,记得自己受到震撼,同时也深深感到国人也构成了二元结构,表面话(假话?)和里面话(真话)区别使用。

 

 

2010年5月10日